香港反對派的幻想

日前，香港極端反對派極力煽動“佔領中環”，甚至有媒體稱香港高校亦可能出現部分學生罷課，屆時香港社會的穩定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然而我認為，這一壓力是整個國家和香港都必須承擔的。香港回歸後，殖民時代遺留的和隨全球化湧入的意識形態力量一直試圖阻止香港人心的回歸，甚至是開啟“逆回歸”進程。十幾年來的鬥爭此起彼伏，圍繞政改方案的這次較量，很像是反對派與中央的攤牌。

國家沒有退路，香港未來的政治面貌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眼下這輪鬥爭的結果。

我們需要客觀分析政改鬥爭的力量對比和前景，看看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國家能承受到什麼程度。

“占中”和罷課都有可能發生，對香港的正常運轉造成一定損害。港府和中央最初的態度估計是要減少損失，盡可能限制這些活動的負面影響。

如果這些活動直接對香港造成“休克式威脅”，或者久拖不決，導致香港競爭力的衰退，當局對這些活動採取強制措施勢在必行。在最壞的情況下，香港極端反對派會呼籲更歇斯底里的對抗，西方也會有更多干涉香港事務的表現，香港的運轉將面臨短期困難。

這些是國家可以承受的嗎？我認為是。而且很重要的是，這次鬥爭最糟糕的情況，也比一旦香港出了一個對抗中央的特首，中央被迫依法取締他，從而在香港形成憲制危機，要好得多。後一種局面如果出現，那才是香港和整個國家的災難。

一個反中央的特首將會在引導香港社會與中央對抗方面產生巨大的動員力，那將是香港“逆回歸”的真正開始。主張“台獨”的陳水扁上臺8年，瘋狂推動臺灣的“去中國化”，造成很多至今難以消除的惡果。香港如果出一個與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領導人，比有幾個“逢中必反”的立法會議員和有幾家極端媒體，搞出一些“反中央”的遊行，更具有機制性力量，

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星期二承認，通過占中運動讓北京在香港政改問題上讓步的策略已經失敗，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流失。他還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強硬立場意味著，“加入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些幻想必須被打掉，一些極端人士採取違法對抗行動，就應付出代價。這些要成為香港社會的基礎性經驗和邏輯，香港民主不能一開始就獲得“造反有理”的超級尺度。

現在看來，鞏固香港的回歸要花費成本，它有可能還不是很小。國家對此需泰然處之，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其實，香港極端反對派未必經受得起重大挫折，只要中央按照基本法選出特首的決心堅定不移，香港愛國愛港力量士氣高漲，極端反對派的囂張氣焰終將支撐不住，瓦解成香港民主進程中社會理性的肥料。說到底，中國社會是見過大風大浪的，我們今天在香港面對的，說不上是什麼了不得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