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港力」：違法浪漫化煽動港青學生

     「愛港力」發言人指，「佔中」主事者將他們的違法行為浪漫化 、合理化、神聖化、常規化，煽動年輕人及學生參加「 佔中」，卻刻意淡化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擔心他們不止受傷，亦可能因留有刑事案底而影響升學就業。他們狠批「佔中」顛倒是非黑白，為香港造成永不磨滅的傷口，質疑是否自稱「出於善意」、高叫「漂亮口號」， 便能罔顧法紀。

    「香港婦女聯盟」今晨10 點半前往政府總部，向特首辦及保安局遞信，要求政府關注有教師及社會人士向青少年學生宣傳違法「佔中」信息，將其描述成參加嘉年華般安全，促請政府加強向青少年教育及宣傳，守護孩子，依法行事，並呼籲反對派勿利用無辜孩子的善良去達到政治目的。

   「港島工商聯」：用糖衣包裝鼓動犯法

   「港島工商團體聯盟」則於上午11時舉行汽車遊行，由北角海裕街駛至政府總部，約有30輛汽車、共200人參與。聯盟批評「佔中」主事者將違法行為，用糖衣包裝為「合理、正義」，更鼓動他人一起犯法，令人心寒，又斥責「佔中」在校園「播毒」，影響年輕人對法治的概念，促請反對派停止散播荼毒年輕人的言論。他們強烈反對「佔中」破壞法治、為禍下一代，並支持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認為有助市民更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含義。

    聯盟又指，「佔中」舉行的所謂「全民投票」是非法的，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因為基本法根本沒有「公投」制度，強調政府不可能將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納入第二階段諮詢，「不能將違憲的方案變成合憲。」

   「 反佔中行動」跳海抗議表不滿

    「香港市民反佔中行動」今早10時半於尖沙咀3號碼頭「跳海抗議」，及舉行「抗議船巡遊」，以表達對「佔中」的不滿。

    組織指，「佔中公投」是假投票，過程非常兒戲，批評有人將普選與「佔中」行動綑綁，騎劫民意，企圖煽動動亂，陷市民大眾於不義，而「佔中」將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傷害，破壞大眾生計及日常生活，「此等行為不單陰險，而且魯莽自私。」他們呼籲，所有可能受「佔中」影響的市民都要出來「Say no」，不再沉默。另外海南社團總會今日也會到「投票站」抗議。

團體群起反佔中遞三萬市民簽名

「佔領中環」行動今日發起最後一天的「公投」，企圖通過無法律效力的方式，為「佔中」爭取所謂的「民意授權」。多個民間團體今日發起反「佔中」活動，包括向特首辦及保安局遞信，要求政府關注有人利用無辜孩子的善良以達至政治目的，團體更向警方遞交3萬名市民反「佔中」簽名，以至發起汽車遊行及跳海抗議行動。這些團體批評「佔中」違法禍港，所謂「公投」更是騎劫民意，企圖煽動動亂， 並要求警方嚴正執法，拘捕「佔中」分子。

經歷無數次「搬龍門」後，「佔中」行動今日舉行最後一日「全民投票」。繼早前聲稱被「國家級黑客」攻擊後，「佔中」發起人陳健民等昨日又「巧合地」在投票前，聲稱其網絡又再受「攻擊」，試圖催谷投票人數。多個民間團體今日發起反「佔中」行動。「愛護香港力量」今日下午2時舉行巡遊活動，由銅鑼灣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讀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的公開信，並遞交3萬名市民「反佔中」簽名，表明向一切佔領、搗亂及暴力說不。

“占中=民主”吗？（转载）

    占中公投熙熙攘攘到今日，之前看有人总结的犯民的逻辑公式，觉得好有道理，大家分享下，犯民认为：
1、唔支持公民提名=唔支持民主
2、支持公民提名=支持占中
3、唔支持占中=支持政府及中央政府
4、支持其它非公民提名方案=假民主
兜兜转转一个意思，你的市民没得选必须得支持占中！“占中=民主”？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只赢不输”！好霸道！
     但话说回来，我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占中？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港人不知有几威，众所周知，香港有世界少有的完备法治系统，也有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社会运作模式亦行之有效，根本不存在发动公民抗命的理由。而“占中”发起人中的法律学者，却仍要冲击香港运作良好的法治，实在难以理解？联系其622逆天的逻辑，只能用“猪脑”形容这班犯民了！难怪有人称其为“猪头戴”！真是呀！

“占中”捏造“网攻”闹剧

“占中”发起人一再施放“6·22民间投票”“被网络黑客攻击”烟雾弹，试图迷惑香港市民视线，并适时祭出“悲情牌”，延长投票时间，以激发市民投票热情，推高投票数字，此乃“占中”组织者“自编自导自演”的“苦情戏”，是香港反对派惯用的催票手段，企图以“受害者”身份“博同情票”，蛊惑不明真相的市民站出来电子投票。

美英或与“反对派”勾结策划三招反制

据一名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有接触的反对派成员透露，在元旦游行之前，几乎所有反对派团体都认为，在梁振英民望低迷，以及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影响下，势会推高参与游行的人数，预计人数可达10万甚至更多，而“占中电子公投”人数也将超过15万。结果，只有1.3万人参与游行、6万人参与网上投票，这个数字令希望打击梁振英的反对派大失所望。当时就有美国相关人员致电反对派骨干，了解情况，称“这是令人沮丧的结果”。该名反对派成员表示，以他的多年经验相信，美国驻港机构会在第二天发予总部的报告中，反映香港反对派的表现，此报告会影响到美国有关机构对港政策的调整。

　　美近期对港颇感“沮丧”

　　从去年底至今年1月，特区政府的高效施政以及中央政府的冷静应对，打破了美国在港人员的旧有观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香港的舆论离美英越来越远，不信任度不断增加，再没有舆论敢于明目张胆地鼓吹“亲美”政策。元旦游行的惨淡局面，对于一心要以“占领中环”为推手，占领香港政治高地的美国人来说，更象是一记狠狠的棒喝。他们没有想到，多年来一手经营的破坏香港特区政府有效管治的努力，竟然会换来这样一种结果。“沮丧”一词与其说是反映了香港反对派的内心感受，不如说是美国人自己内心感受的写照。

　　尽管“沮丧”，但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香港阵地。从当前种种迹象分析，以及综合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估计美英在港机构今后一个时期会从三个方面策划实施反制行动。

　　一是以新闻自由离间两地关系。去年至今有多间媒体的主持人及主要编采人员出现变动，在信息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反对派却将此上升到新闻自由的高度，指责中央政府意图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并不断发起所谓的“捍卫新闻自由”黑衣行动、一人一信行动等;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还在立法会上提出捍卫新闻自由的动议，表面上是在讲香港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着北京去的。据悉，反对派在美英当局的支持下，正在策划一场能够全球关注的运动，届时CNN、彭博社等一些外国及境外媒体，将加入报道行列，从国际角度作出不利于香港的宣传报道，配合美英重掌香港政治的“话语权”。

　　二是推动国际民主声援。这种“国际声援”运动是惯用的手法，每到重要关头，总会出此策略。而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香港有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办法以及反对派计划“占领中环”的事情，给了反对派足够的借口去邀请外国势力加入。据称，今年4月或5月，将有大批所谓的国际民主学者访港，支援香港反对派，并在各种场合挑衅、攻击中央政府。当中除了“商讨日”的两名创立人之外，还将包括荷兰、德国、波兰等多位“研究民主发展”的学者，全心全意以所谓出席研讨会的名义，到港支持反对派。

　　三是鼓吹公民觉醒，煽动对抗。美英当局明白，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香港，不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只有一个纷扰不断、民怨四起的社会，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运作空间。因此，将会通过鼓吹公民觉醒，以实际的财力物力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团体，推行所谓的抗争行动。但是这种“公民觉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意图通过“民间团体”、“网络组织”、“青年行动力量”等非政党化名义的团体，以激烈的冲击手段、极端的政治口号，去改变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尊重与认同。意图用成百上千件具体事件，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必要的抗击与反制政府的力量，当中青年与学生，无疑是最重要一环。

　　陈方安生又被推了出来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例是，陈方安生偕同公民党主席余若薇，于1月初推出一份名为“解‘毒’政改咨询文件”的意见小册，当中列举了种种所谓的证据，意图说明政府的咨询文件“瞒骗香港人”、“不给香港真普选”。实际上，陈方安生及其“毒文”针对政改咨询报告所列的“证据”，目的并非要推动政改咨询的顺利展开，恰恰相反，她意图通过这种混淆视听的方式与文件，去误导反对派支持者，误导公众，为其违宪的“公民提名”方案鸣锣开道。

　　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访港，与香港各界人士会面时，全面澄清了政改的原则性问题，当中强调的依法落实普选原则，获得多数市民的认同，反对派因此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因为目前公众对基本法的认同远远大于所谓的“国际标准”，反对派的“阵地”逐渐失去，正在面临无险可守的境地。今年元旦游行结果，是最好的证明。

　　陈方安生平时常以39年公务员生涯的“政坛元老”自居，但熟悉香港政治的人都明白，她当年突然离开特区政府，突然参加七·一游行，突然参选立法会议员，背后都是受“高人”指点。同样，她2013年4月24日成立“香港2020”组织，同样有着很深的政治原因。她之所以不顾事实，故意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性决定，目的是要为违宪的“公民提名”(2017年行政长官参选人)鸣锣开道，也是为余若薇参选做好铺垫。但她选择这个时候出手，不见得是她本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幕后政治势力需要她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做一点挽回政治局面的事情。

　　余氏对政府政改“斯文”绝非本意

　　陈方安生推出这份“毒文”完全在意料之中，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竟然中途加入，成为这份“毒文”的共同发起人。余若薇不是有公民党的平台吗，何必要变换平台？如果回顾余若薇的经历，那么她今天的举动其实并不奇怪。

　　实际上，在幕后操纵陈方安生与余若薇的是同一批人，而余若薇又是反对派极力计划推出的特首候选人，她必须保持一定的公众关注度，但碍于公民党主席的身份，任何她提出的方案与意见，都会被冠以公民党立场，这并不利于她灵活开展特首选举的热身活动。但陈方安生发起成立的“香港2020”组织，则为她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平台，她积极参与其中大概有两个目的，一是测试公众反应;二是为日后公民党提出的政改方案一旦不受欢迎，她好有个地方退避三舍。

　　就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而言，留给美英势力的时间已经不多，在中央政府牢牢把握普选主导权、特区政府全速有效运作之下，如果有人硬要将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拖入香港的选举中，那么，香港在2014年必定不会太平。

爱国爱港力量是依法落实普选中坚力量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不久前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例会上，就行政长官普选表达了三个坚定不移：落实行政长官普选的立场坚定不移;普选必须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立场坚定不移;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的底线坚定不移。张晓明的讲话，既是重申中央的诚意和底线，也是希望港区人大代表在讨论和落实特首普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和落实特首普选目标。这也是对所有爱国爱港力量的希望。

　　爱国爱港力量是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落实特首普选的主力军，有责任以香港整体利益为重，发挥“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在坚守普选底线的前提下，为落实普选鸣锣开道，保驾护航。

　　理直气壮坚持依法普选

　　爱国爱港力量要发挥主导作用，有责任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依法普选。

　　中央落实香港普选的诚意无庸置疑，爱国爱港力量也真心希望并不遗余力推动落实“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选。中央和香港的爱国爱港力量都已站在普选的道德高地。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普选必须依法办事。中央的底线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坚持按基本法和人大决定的有关规定落实普选，就是站在了法理高地。显然，坚持普选底线，道义和法理都在爱国爱港力量一边。爱国爱港力量要坚信“一国两制”大局不可逆转，坚定依法落实普选的信心。

　　第二，团结一致，坚定立场，维护普选底线。

　　中央坚持普选底线的立场坚定不移，爱国爱港力量维护普选底线的取态也应该是坚定不移。在普选底线问题上，建制派人士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积极发表贯彻基本法和人大决定、谨守普选底线的言论，否则，不仅会在建制派阵营内部造成混乱，而且会对社会舆论产生误导。这对于坚守普选底线是非常不利的。

　　积极献计献策 敢于保驾护航

　　第三，积极参与，为制定完善的普选方案献计献策。

　　张晓明主任早前在立法会午宴讲话时指出，落实基本法关于普选的规定，设计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需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进行再创造。特首普选方案有许多问题需要各界人士参与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提出可行性建议，包括提名委员会如何组成、人数是多少，选民基础是否扩大、如何扩大，提名委员会如何产生，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采用什么样的程序，“民主程序”如何体现“机构提名”的要求，提名委员会应提名多少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普选行政长官的投票如何安排以至任命行政长官的程序与本地立法的衔接、行政长官的政党背景等。建制派人士都应积极参与，集思广益，提出符合底线要求的各种建议，为制定完善的普选方案积极献计献策。

　　第四，敢于发声，发挥保驾护航作用。

　　在外部势力的里应外合之下，反对派从三方面冲击中央底线：一是企图以“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架空提名委员会，让他们的代表人物参与普选，当选特首，夺取香港的管治权;二是企图以“占领中环”的违法行动，迫使中央接受他们的方案;三是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外力干预影响香港的普选安排。在关乎普选底线的原则问题上，爱国爱港力量不能做沉默不语、明哲保身的“绅士”，而应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激浊扬清，做一个捍卫普选底线的“战士”，支持特区政府制止任何借民主自由之名行搞乱香港之实的阴谋。爱国爱港力量一是要坚决反对“公民提名”之类违反基本法的方案;二是要坚决反对违法搞乱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三是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普选，确保按基本法和人大决定落实普选，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中央对香港的有效管治，维护香港的安定繁荣。

　　建制派的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在大是大非方面肩负重要责任。建制派的议员和知名人士，不仅有很强的表达和论述能力，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名望，有大量的支持者，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有较高的曝光率，更要发挥正面作用。建制派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有责任与违反基本法和人大决定的言行打舆论战，敢于排除干扰阻挠，在确保普选咨询能够在尊重法治、温和理性正轨推进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领头作用。

香港反对派何来如此大的胆气？

   在中央政府眼里，香港的“6.22公投”就是一次非法活动，公投的内容和形式都违法。但无论怎样警告，甚至发布了白皮书，激进反对派还是照样大张旗鼓地搞，甚至还“借势”煽动民众对白皮书的抵触，在投票前争取更多的同情。

　　投票结果还没出来，但劫持民意对抗中央这个闹剧，毕竟是演出来了，在目前这个阶段上盘点，激进反对派似乎真能找到些自得的理由。

　　劫持民意对抗中央，这就是激进反对派的既定战略，在十几年前围绕23条立法的斗争中他们已经赢了一次。正是由于23条一直没能立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活动在香港也就一直不受法律禁止，终于得以越闹越大。

　　环顾世界，竟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地处一个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内，却并不明令禁止各种叛国、分裂国家和煽动叛乱的活动，而且各方敌对势力又恰恰都云集于此，各怀图谋。

　　香港回归17年了，这个“口子”就这么开了17年，中国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忍了17年。某些香港人为什么越来越激进，甚至越来越暴力？若有人真的以为中央政府不明白，那是太天真了。

　　激进反对派的背后就是敌对派

　　香港激进反对派们一次又一次瘫痪特区政府、对抗中央意图的行动，口头上当然还有个光明正大的说法，曰捍卫香港的法治，曰捍卫港人的自由和人权，由于《基本法》里明文规定了要保障港人的自由与人权，所以他们有时也说其行动是在捍卫《基本法》。

　　然而，假设有人就是憎恨和仇视中国，就是要分裂国家、煽动叛乱，要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要将香港重新拉回到美英势力范围内，甚至重新成为殖民地，那么，他们当然会借助法律这个现成的武器打击中国。利用同一部法律中的“有利”部分对抗其中的“不利”部分，是律师们的看家本领，他们必定会这么做。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仇视中国、意在以香港为基地进行叛国活动的真正的敌对派，与高喊捍卫法治的李柱铭们，与发表反对白皮书的宣言的大律师公会诸公们，与越来越激进的反对派议员们，到底有并没有本质区别？

　　其实，早在当年反对23条立法时，激进反对派冲锋在前、敌对派隐藏在后这个配合战阵就已经成形了。反对派将该立法称为“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借助这个形象，香港民众被轻易地煽动起来上街游行。但民众只顾抬头看刀，敌对派却在抓紧埋头布雷，因为后者的目的，就是要让香港成为“埋在中国脚下的一颗雷”。

　　借助23条立法未果留下的法律真空，敌对派近年来越来越不屑于隐藏自己，凡是中央所希望的，他们一律鼓动某些反对派跳出来强力对抗。既然连禁止叛国的立法都给挡了回去，当中央又提出“治港者必须爱国”的要求时，他们会回头吗？

　　在成熟的民主政体内，反对派是在效忠国家和民族的前提下从事建设性的反对活动，只反执政当局的具体政策，不反更高一级的权威，如国王、国家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并且与包括执政当局在内的其他各派共享国家和民族的最高目标。例如英国的反对党，全称为His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也就是服从国王陛下的反对党，国王代表了国家和民族，通过效忠国王也就对国家和民族表示了效忠。

　　而敌对派则不然，他们并不与其他各派共享同一个国家认同，他们针对执政当局的反对活动并无边界限制，通过反对执政当局他们将矛头直指整个国家;但他们又不是反对所有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暗地里效忠他国，为外部敌对势力服务。

　　他们就是23条立法所要遏制和打击的那批人，那些以分裂国家、煽动叛乱为目的的人。因为立法未果，他们日渐坐大，虽然不可能实现其颠覆性目标，但确实已经积累了不少上演闹剧的资本。

　　除非23条立法，否则《基本法》只能修法

　　《基本法》明文规定了要保障港人的自由和人权，但当23条立法被刻意曲解为是威胁而不是保障时，《基本法》里的这些条款就被人利用，成了对抗中央政府的武器。而拥护23条立法的人们，却无法用捍卫国家安全、不使香港成为埋在中国脚下的地雷来反制，因为在《基本法》表面的字句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并没有对等地体现出来。

　　《基本法》规定了“一国两制”，香港从属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实行资本主义的制度，50年不变。但是，条文中并没有对于中国这个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别意义做更多的阐释，也没有将其特殊性具体化为法律条文，这就被香港的敌对派当作了活动空间。

　　由于23条立法缺失，中央政府暂时无法通过《基本法》硬性禁止叛国行为，从而转为寻求“治港者爱国”这一软性要求，所以一再强调要全面和准确理解《基本法》。但这显然也不奏效。白皮书发表后，香港大律师公会立即反驳说，他们认为不存在香港法官可以或需要接受的任何就《基本法》“一锤定音式的最终解读”。

　　的确，中央政府很有些话要说，关于中国这个“一国”为什么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为什么会有“全面管治权”？为什么对爱国和效忠有所要求？为什么在香港只能渐进式地推进政改和普选，不能一蹴而就？这些的确超出了《基本法》的字面内容，需要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理解，因为《基本法》中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说明，所以也的确需要“一锤定音式的最终解读”。

　　但是看起来不会有用，也许民众会听，部分反对派人士也会听，但敌对派不会。只要一天没有禁止叛国的立法，他们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叛国活动，所以，除非完成23条立法，否则就只能考虑修改《基本法》了。

“港独”背后的黑手究竟是谁

     最近，“港独”闹得很欢，其背景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推动“港独”做大，然后激起“台独”、“疆独”和“藏独”，一起向中国发难，从而让中国无法专心与美国进行大国博弈。

　　2017年，香港将进行普选，美国正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推动“港独”势力做大，然后给中国制造麻烦。哪怕最终失败，一旦造成香港大乱，那也一样能影响中国，特别是可以借机在国际舆论上攻击中国，让中国陷入战略被动。这一策略，犹如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搞掉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权，让俄罗斯在国际舆论中陷入战略被动一样。

　　那么，美国到底在这里有没有实际动作呢？

　　据中新社香港6月19日电，19日出版的香港《东周刊》号外披露壹传媒老板黎智英五月底曾密会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双方在黎智英的游艇上逗留5小时，二人前后脚离开，而与美国政党关系密切的壹传媒高层Mark Simon，则一直在旁打点。据《东周刊》报道，身为美国老牌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学者之一的沃尔福威茨，本来需于5月21日为该研究所在华盛顿总部举办的研讨会上致辞，可是该活动其后突然取消;7日后《东周刊》即发现沃尔福威茨原来身在香港。沃尔福威茨似乎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与香港民主派人士接触的活动，今次却在“七·一”前夕忽然现身香港，且与黎智英密会5小时，背后耐人寻味。

　　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在香港驻有大量特工，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领事馆是这些特工的聚集地。据19日出版的《东周刊》号外披露，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香港活动，介入香港政治。其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组织，是1983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该组织声称是私人非牟利机构，但翻查其2003年的财政报告，却发现其约5500万美元的收入中，超过98%的进账有美国官方背景。

　　NED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董事局不少成员与中情局有联系。NED与两个子组织更是一直在香港低调运作，向香港一些政治团体提供资助和培训。

　　NED曾在其网页对2003年阻挠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感到自豪，指受他们的资助者参与组织“七·一”游行。其中一名董事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盛传是中情局局长热门人选。NED为掩人耳目，曾将大部分拨款通过非政府机构发放，但这些机构均与中情局有关。

　　另外，在香港对“港独”给予支持的还有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等。

　　其实，这些组织不仅在香港活动，在大陆也已进行多年活动。最新消息是，国安委正部署摸底境外NGO在中国的活动。这则消息几天前放出后突然遭到删除，原因不明。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对意识形态斗争抓得更紧了。

　　有人说，西方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吗？可以非常不客气地说，人家不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还把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加工成各种文化产品，然后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譬如，很多好莱坞大片就是如此。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在电影《云图》中，那些被任意奴役和杀戮的克隆人形象是亚洲人，而且还专门找了中国演员出演。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中，反面角色的装扮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就是中东恐怖分子，虽然做了很多艺术加工，但只露出眼睛的形象仍然让人想起中东恐怖分子。而这位恐怖分子说的话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味道”，通过将“无产阶级革命”丑化成恐怖分子来完成不知不觉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送，这是何等高明？

　　相比我们，西方人在玩意识形态游戏中非常高明，能通过这种流行文化让受众不知不觉间接受自己宣扬的价值观。这些东西渗透到一些游戏、电影的程度相当深。譬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游戏《红色警戒》中，尤里的形象和列宁非常相像，而《变形金刚》中擎天柱的脸型则是林肯的脸型。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宣传部啊、也没那么多审查什么的，其实这都是对美国体制不了解的原因。美“宣传部”前身叫“公共协调办公室”，后并入中情局，隶属“国家隐蔽行动部”，任务包括心理战和媒体审查。中情局是如何操纵好莱坞，可见2012年的一本书《The CIA in Hollywood》，作者是Tricia Jenkins。

　　而且，玩好莱坞的都是大财阀，美国就是这些大财阀的“公司”壳，作为“公司”股东，他自然会维护这个“壳”，所以财阀和CIA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会在产品中不经意植入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观。

　　作为个人，我们可能难以左右大局，但我们却可以擦亮眼睛，认清形势，看清敌人的真面目。至少，我们不能不知不觉间被别人洗脑了还不自知，这虽然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但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还是应保持足够清醒，不要轻易作他人的炮灰。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智慧起来，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当每个人都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都智慧了起来，那么这些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鬼把戏也就无处遁形了。一个独立、智慧的民族，当然会走向强大，走向复兴，中国梦也就自然成为现实了。

社评：激进反对派要把香港往黑暗拽

    本来很多人以为，香港的“泛民主派”大概会是讲法治、尚文明的力量，要比乌克兰“闹革命”的那拨人“有涵养”。但激进“占中”人士搞的所谓“政改公投”，及他们近来的一系列表现和所宣布的未来打算，却让人看到，这些反对派中的激进力量并未表现出与香港社会繁荣相对应的“素质”，由这些人引导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前景令人堪忧。

　　香港最激进的反对派已经将自己推到法治的对立面。他们组织的所谓“公投”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用它的“数据”来从事政治斗争，与《基本法》和香港现行法律体系都背道而驰。一个多月前，在乌克兰东部发生了被广泛认为是“非法”的公投，它就是由占领广场的反对派人士发起的。它成了乌克兰混乱局势中非常突出的一环。

　　香港激进反对派不断播撒对抗情绪乃至仇恨，沉重打击香港发展民主的社会基础。我们知道，一个高度分裂、信奉“你死我活”法则的社会是无法推行真民主的。具有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的能力，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香港激进反对派早已突破表达诉求的边界，开始迷信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开展非法的“抗争”。

　　他们不讲法，也不讲理，试图将尽可能多的香港市民绑架到他们同港府及中央对抗的“战车”上。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虚张声势，其中就包括“电子公投”这一“发明创造”。它所呈现的数字充满了造假，却被他们描述成“神圣”的东西。他们根本不在乎这样做对香港会有什么样的长期伤害，他们只追求当下的政治效果，那就是获得同中央对抗的筹码。

　　在基辅以及后来的乌克兰东部，还有在曼谷，各色反对派以及“反对派的反对派”都是这么干的。他们提出乍一看“很民主”的要求，以同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的野蛮方式强行推动之，最终导致社会不同力量的尖锐对抗，暴力冲突从“不可能”成为可能。香港最激进的那批人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香港朝着黑暗的方向猛拽。

　　倒退两年，乌克兰不会有人相信基辅的广场后来会变得“像战场一样”，乌东部居民几个月前也不会相信很快他们将被战乱吞没。香港社会需要知道，一旦政治失控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降临。

　　当然了，中国不是乌克兰，香港大概也不会有一天沦为基辅或者顿涅茨克。但保障香港繁荣和政治平稳发展的是中央的强大力量，因为有中央维护香港法治尊严的意志，各种非法行动造成的影响最后都要归零。即使过程的长卷中加了些曲折和幻象，结局也早已经写好，只等时间将它翻开。

　　香港反对派千万不可以为有一些支持者，就有了同中央搞“实力对抗”的资本。他们急需提高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以便能大体悟出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们切不可以为自己就是人民，自己就是正义，自己就是合法性的万能源泉。他们需留一份敬畏之心，否则的话，他们早晚会把香港反对派的政治角色彻底搞臭。

香港絕對沒有被祖國所奴役，香港卻被資本深深地奴役著

　“佔領中環”，包含了三個階段和三重含義：首先，這原本是發端於一次全球性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99%反對1%的群眾運動)，是全世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次再思考，是具有鮮明進步意義的思想運動;其次，這是一次市民維護自己政治經濟權利的群眾運動，香港市民飽受超級地租和壟斷金融的雙重剝削，他們終於奮起維護他們自己的基本權力了;最後，由於外部勢力的介入，由於嚴重分化的社會現實，此次運動有可能會發展成為違法甚至違憲的政治動亂。本來，香港青年是仿效美國青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了旨在遏制香港資本專制的佔領中環運動，這個思潮和運動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是應該獲得全社會各方廣泛支持的。但是，由於輿論誤導和有關方面誤判，香港青年受到了官方和資本的聯手打壓。與此同時，一些外部勢力趁機介入佔領中環運動，將佔領中環的思潮和運動導入了港獨的陷阱。至此，“佔領中環”的正面意義喪失殆盡，有關方面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應對手段。但是，佔領中環運動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此次的“思潮”和“運動”，直接催生了“一國兩制白皮書”。

“一國兩制白皮書”是指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此白皮書，第一次涉及了中央政府對香港主權的解釋。請注意，這也是筆者和香港有識之士多年來反復強調的香港核心問題。主權不僅僅是一面五星紅旗，主權包含了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必然細化為治權。具體地說，中央不僅僅擁有香港主權，也完全地擁有香港的治權。中央理應將一部分治權移交特區政府，以便實現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但是，非常遺憾，歷史的事實是，中央政府直到二零一四年仍然未能收回香港的全部治權，因而也就無法將治權移交香港政府實現港人治港。毋庸質疑，此白皮書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它意味著，中央政府終於開始反思了，儘管這種反思略嫌遲緩和膚淺。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終於看到了進步，我們開始看到了希望。要知道，已經十七個春秋了，如果沒有這個白皮書，港人恐怕未必敢發問，香港的治權究竟在哪裡呢?香港老百姓被資本壓榨到極限了，香港作為東方之珠已經暗淡無光了。筆者對香港陷入動亂邊緣不會感到驚訝，資本殘酷剝削的結果只能帶來激烈的反抗。

我從不掩飾自己的主張，我希望清晰傳遞我的本義和本意。我怎能不支持香港青年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呢?我怎能不支持香港市民向官僚買辦奪回自己的經濟管理主權呢?我怎能不支援祖國勇敢地奪回香港全部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也就是香港的全部治權)呢?是的，我的文章嚴肅且嚴厲，這種反思和批判可能令到歷史當事人感到難堪，畢竟歷史當事人極難直面自己的嚴重失誤。然而，不進行反思和批判，香港的問題就能自己解決嗎?正是反思和批判的不深刻，導致了繁榮香港的迅速衰敗，導致了佔領中環運動。一些人對我的兩篇文章(《回到一九八三年》和《香港的超級地租》)很反感，限制我的文章，阻止我上電視。不過，歷史是不能遮蔽的，事實最終勝於雄辯。我一直希望，有關人士反省自己，而不要反復誤導中央，更不要遷怒于孩子們。無論如何，不能再錯十七年了!

我再次申明，不要將佔領中環和一國兩制白皮書對立起來。佔領中環作為一種思潮和運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思潮和運動已經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我很是希望，袞袞諸公重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立場，才是第一位的，立場錯了就容易判斷失誤。我十分地確定，一國兩制白皮書就是對佔領中環的最好回應。當然，我更希望，白皮書接續佔領中環的思潮和運動，完成香港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的真正回歸。香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香港回歸後如祖國掌上明珠，香港絕對沒有被祖國所奴役，香港根本不需要獨立。但是，香港卻被資本深深地奴役著，香港的治權始終掌握在資本手上，港人要從殘酷的資本奴役中解放出來，香港需要祖國為他們奪回全部的政治管理主權和經濟管理主權(全部的治權)。

我想站在太平山上大聲呼喊，請大家一起向右轉。是的，我們彼此之間是最親密的兄弟，我們共同的敵人站在右邊。關於“佔領中環”和“白皮書”，有什麼需要爭吵的嗎?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治權，這是我們最根本的民主，這是我們最核心的人權，這是我們渴望已久的自由。我們應該一同告訴右邊，資本治港的時代必須結束了。

如何看待香港“占中”的民意？

近日，在网上看到香港有人发起“占中”行动，并为此搞了个“全民公投”，从6月20日起开始连续10天，组织者声称已经有60多万人参与投票，当然，这当中大多数是通过网络或手机投票。

首先，让我感到费解的是，这60多万人的数字统计是否准确。政治人物通常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所谓的民意，谁有了民意授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曾经在手机上参与过其他形式的投票，比如各种选秀和评优，组织者为了达到一定数量的投票率，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技术漏洞可以“钻空子”，现在的网络科技手段确实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但也日益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我们这些老百姓可能被蒙在鼓里，成了别人的帮凶还未可知。在这一点上，香港的那些政客们是有这个动机和能力的。

      其次，让我感到不理解的是香港人怎么忽然对政治这么热衷起来，而且采用“占领”这么极端的方式。稍微了解香港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港英时期什么民主都没有，也没见人组织过什么公投，现在回归了，生活好了，反倒闹起“幺蛾子”了。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现在香港的民主有多民主，就说媒体吧，报纸上充斥了各种杂音，骂娘的，骂政府的，骂共产党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外人看来，香港够民主的了。不错，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香港人尤其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更应该知道，香港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要做主的话也要问问全中国的老百姓答不答应。比较起来，最大的民意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中国的老百姓。

美国和民进党走上前台 暴露境外势力插手「占中」图谋

美国和「台独」势力走上前台，表态支持「占中」和「公民投票」， 说明境外势力插手「占中」早有预谋，香港正面临暴风雨的前夜。白皮书宣传落实「一国两制」，美国和「台独」势力恰恰是要扼杀「一国两制」，这个斗争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能退让的。即使中央不发表白皮书，境外势力一样会搞事，一样会「占中」，一样企图推翻基本法的政制规定。所以，中央作出应对，一年多前就酝酿和撰写白皮书，完全是「美国返回亚洲」形势下的必然抉择。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尔夫25日回应「占中公投」时表示，「美方相信港人如能全民普选行政长官，特首的认受性将大幅提高，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是非常露骨的支持「占中」行动和「公民提名」方案，煽动反对派闹事。哈尔夫还说「美方支持香港长期建立的传统，以及基本法所保障、国际认可的各种自由，其中当然包括和平集会与言论自由。」美国很明显是利用「占中」来冲击基本法的提名委员会规定，藉此架空中国主权，把香港变成遏制中国崛起和颠覆中国的基地。

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内政

与此同时，台湾民进党两度发表声明声援「占中」，配合反对派的「超级造票行动」。民进党将「台独」和香港的「占中公投」捆绑起来，企图建立「台独」和「港独」的共同体。23日，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透过新闻稿表示，「民进党高度关注香港处境，是因为台湾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拥有民主，更因为民主、人权、自由是不分国界的普世价值。」这说明，民进党要以「台独」的经验，引领香港的反对派。

最近一个时期，「台独」势力派出了街头斗争专家前来香港，分期分批培养了大批「占中」骨干分子，传授动员策略和发动群众暴力的技巧。民进党更邀请香港反对派卫星组织「华人民主书院」的资深研究员林启骅发表专案报告：「从『占领中环』运动看香港民主化进程」。听取林启骅的报告后，民进党中常会通过一项声明，表达对香港人民落实「真普选」及民主化诉求的支持。而林启骅正是「占中」行动的抗争训练导师，也是台湾占领「立法院」搞手、民进党谢长廷文胆之一，以往曾为陶君行助选，成立「华人民主书院」后任义务总干事。

有人说，由于国务院在6月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白皮书，所以，才激起了反对派的反弹。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美国和「台独」势力觊觎香港2017年的行政长官普选，作出了长期准备，调兵遣将，前期工作已经做了18个月以上。2012年7月，黎智英嫡系陈惜姿和「学民思潮」发动了包围政府总部，反对国民教育，矛头直指特区政府，为以后的「去中国化」、「本土意识」制造舆论，引导香港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2012年底，与美国中情局关系密切的黎智英高调地宣布离开台湾，重新返回香港。接黎智英不顾壹传媒十多亿元的巨额亏损，大手投资「苹果动新闻」，占领青年人的手机媒体市场，向年青人进行「洗脑」。《苹果日报》还宣传手机媒体的软件和组是又快又好的动员工具，为了未来香港出现「占中」的夺权事件，准备好舆论工具。

2013年1月，戴耀廷提出了「占领中环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斗争方向，宣布要聚集一万人，让中环发生核爆，瘫痪香港的经济，作为威胁中央在政改问题上让步的筹码。2013年10月19日 ， 工党主席李卓人、「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及「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到台湾会见「台独」分子施明德，策划「占中」的具体宣传策略和斗争策略，建立互相支持的协议。之后，香港出现了「驱蝗」行动，挑拨内地与香港关系；立法会的拉布和暴力事件变本加厉，早前更出现了仿效台湾「太阳花革命」，冲击立法会的暴力事件。

阻挠「一国两制」 美国幕后黑手

4月份，美国安排李柱铭和陈方安生访问白宫，商讨政改策略，实质是要主导政改方案夺取政权。5月份，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访问香港，召见了香港反对派领袖，商政改方案。从这个时候起，反对派就基本断绝了和中联办的政改交流。美国的前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在5月底会晤了黎智英，布置好「占中公投」策略，并安排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密切关系的计算机网络商负责「占中公投」系统，接出现了所谓「国家级黑客袭击事件」，并说成是「中国政府不允许港人在公投问题上发声」，制造悲情。

上述的事实说明，美国通过了「台独」分子，组织和训练「占中」骨干，台湾先爆发「太阳花革命」，接香港跟上去。能够把「台独」和「港独」串连起来，能够把黎智英从台湾调到香港，唯有美国有这种能力。两地分裂势力互相配合，走向激进对抗，阻挠「一国两制」实践，背后就是美国黑手在操作，美国的策略是要利用香港的动荡，打击「一国两制」，遏制中国崛起。如果「占中」放手一搏成功，美国在中国内部就有一个颠覆政权的基地，可以向中国输出革命，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占领中环”处心积虑摧垮香港经济、打碎港人饭碗，究竟为了谁的利益？

据中评社报道，香港今年4月份的零售数据，无论是销售值和销售量均录得自2009年2月以来最大跌幅；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来港的内地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下跌2.5%，是近4年来首次下跌；而闹市区原来极为抢手的铺面，空置的数量增加。这种经济异常，已经引起香港社会的普遍担忧。问题是，有些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反对派，以及一些个人或团体，罔顾香港的整体利益，还在努力推动“占领中环”这种注定要严重影响香港经济正常运营的恶劣之举，蓄意为香港经济雪上加霜。

不可否认，极少数激进分子连番在内地游客集中的香港闹市区，组织、操控的针对内地游客的所谓“驱蝗行动”，肆意辱骂内地游客是“支那蝗虫”，举着英国国旗和港英旗帜要内地游客“死番大陆”、“下地狱”，还有人扬言要向内地游客喷“杀虫水”，这些极端恶劣的言行已经引起了部分内地民众的高度愤慨。不仅内地网民有激烈批评，内地游客也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对这些肇事者的强烈不满。

这些别有用心的肇事者或许已经达到了他们刺激内地民众对港不满、挑动中港两地民众矛盾的目的，但是这个代价是要由全体港人承担的。正如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指出：这些代价可能大到“大家都未必可以负担得来”。

其实大部分港人都明白，在香港整体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内地的今天，如果严重损害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互动，香港经济将难以为继。相信那些刻意制造两地矛盾的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一般而言，即使对香港旅游政策有不同意见，在香港这个言论高度自由的地方，他们完全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或建议香港政府就相关问题加以改善，而不必刻意制造创伤，将矛头直接指向不幸被他们选中的内地游客，让他们从此视香港为伤心之地、畏惧之途。在资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极端肇事者的言行，已经迅速扩散到全球包括整个内地；而那些言凶行恶的肇事者的所作所为原本也不被香港主流社会所接受，但却很不幸地作为香港的一种另类标签，为世界各地特别是内地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的报道，波士顿谘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内地游客寻求范围更广的旅游体验，香港或许将在10年内失去内地游客境外首选旅游目的地的位置。而在一项针对近1000名内地中产阶级人士开展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今后5至10年他们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时，香港未能列入前15个最受欢迎旅游景点的名单。每10个中国游客中，有8个人选择的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都位于亚洲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不可否认，香港是一个自然资源高度缺乏的城市，也是一个服务业比例占据过高的前碟形经济体，对外部经济依赖性极强，周边打个喷嚏，香港都很容易感冒。在服业占GDP约95%的经济结构下，精心维护与周边经济体特别是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关系，乃是保障香港经济稳定运营的必要条件。据资料，“自由行”实施超过十年，香港零售业销售总额已经由2003年的1700亿港元，增加至目前的4400亿港元，同时给香港的餐饮、运输、零售等行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目前，香港旅游相关行业共聘用约60万名雇员，占香港总劳动人口约六分之一。就是说，如果针对内地游客的所谓“驱蝗”恶行持续发酵，一旦内地游客拒绝来港，必将会给香港经济带来重大伤害。想一想，如果香港失业率大幅上升，将会给多少家庭带来困苦？

问题是，那些刻意针对内地游客挑动纷争的极端分子，既然非常明晰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互动的重要性，包括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不可或缺，为什么还要不顾香港社会的安定，不顾香港经济的安危，执意毁坏香港经济的经济支柱？他们仅仅是泄愤吗？他们与这些游客何来之恨？是谁指使他们做出那么恶意的举动？

当然，如果根据报道得知恶意对待内地旅客的“反赤化.反殖民”成员当中，有不少人是反对派激进组织成员，人们似乎又可以看出，那些“非理性举动”的背后似乎若隐若现着某种政治力量。他们肆意侮辱内地游客、挑动中港两地民众矛盾、以激烈手段驱赶内地游客的有组织行为，背后隐藏着的扰乱香港经济、让香港社会形成“今不如昔”的舆论环境、让人们怀念殖民地时光的政治图谋。

可以说，用恶言劣行驱赶游客的方式摧残香港的经济支柱，与反对派不顾香港各界劝阻、无视香港整体利益，执意要通过“占领中环”行动，通过摧毁香港经济重心的正常营运来制造香港“今不如昔”的社会现实，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在联系。

不少人以为香港的“占领中环”是美国“占领华尔街”的翻版，是向美国人学习“先进经验”，其实大谬不然。“占领华尔街”是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以美国的巨大失业率为导火线引发的抗议活动，活动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目标，也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如果说有目标，也主要是反对华尔街的极度贪婪，以及金融海啸后经济问题得不到迅速解决，还有政府与监管方面的无为放纵。

香港的所谓“占领中环”行动，不仅有外国支持的反对派成员争当领导者，更是为了通过竭力破坏香港的营商环境，让全体港人遭受经济损失，包括让更多的人陷入失业困境。目前香港的失业率是3.1%，还有不低于1.5%的就业不足率，相对于美国、英国一般不低于7%的失业率，香港的失业率堪称极低，简直不足一提。

也正因为世界上几乎找不出比香港就业率更好的地方，外国势力支持的反对派，就必须把摧残香港经济、造成经济衰退、造成大量失业当作达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否则，他们竭力宣扬的“今不如昔”，说了谁信？

简而言之，“占领华尔街”是为了争取保住普通美国人的饭碗，“占领中环”是为了砸烂普通香港人的饭碗。

基本法委员：占中公投反映香港部分民意

对于香港占中发起的公投已超过70万港人参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称，票数始终反映一部分香港人的要求，无论中央或香港政府，都应重视民众这种意见。不过，他指出，公投在法律上找不到根据。
综合媒体6月26日报道，中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主办香港白皮书座谈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在会后针对香港占中公投表示，公投 是一项由政府主持的有法律效应的活动。目前香港的公投在法律上找不到根据，基本法上也没有相关依据，只能算是一种民间组织的活动，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方式。 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要重视民众的意见，但不能将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投来看。
饶戈平说，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一直存在，不是今天才有。只 是香港民众对中央的权利缺乏一种全面、准确的理解，以为中央的权利只集中在国防外交层面，事实上还有对高官任免权、监督权等等。中央在这个时候发表白皮 书，是就香港对基本法认识的不全面给予澄清，丝毫没有动摇“一国两制”的立场。对于在“一国两制”下，如何实行普选这个新课题，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仍然处 于摸索过程，但我们强调要以法律作为依据，缺乏依据的行为是不会产生合法效应的。
另外，身兼中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的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端洪在 会上指出，行政长官的爱国标准比一般市民的标准更高更严。他指出，行政长官在对中央的政治忠诚上标准更高，要足以取得中央信任。在普选之下，行政长官参选 人能否取得中央信任，第一步判断权在提名委员会，第二步是全港选民，而最终判断权在中央。
白皮书起草人之一的强世功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法基础，如果基本法没有规定的地方，就适用于宪法规定。他举例，基本法没有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香港的防卫问题就要使用宪法。
中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欣新说，白皮书首次明确而清晰地论证，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这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法至关重要。
座 谈会中，陈欣新对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性质、层级做出了解释。他说，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是基于国家主权而产生的国家对其所属地方的 管治权，与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属于同一层次的管治权。前者是中央层级或国家层级的政权在法律上的治权，是全体人民根据国内法上的“人 民主权”原则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治权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地方层级的政权在法律上的治权，是中央政权通过法律或专门的授权决定授予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治 权。由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源自中央授权，所以中央依法具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又不同于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权，前者是不同层级 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权或隶属型监督权，而后者是相同层级不同性质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权或平权型监督权。

“占中”非公民抗命乃聚众要挟

真正的公民抗命是以非暴力方式违反公认的恶法，从而迫使当局废除或修改该恶法以实现正义。聚众要挟则是刻意去破坏原本人人都遵行的良好法律，以求达成某种诉求，结果是颠覆法治祸害天下。我曾经亲眼目睹两者的不同。

　　笔者因自身的背景，对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南部发生的动乱有不同于他人独特感受。我的父系先人在内战时期为统一而战；我母亲的祖辈来自讲法语的加拿大魁北克，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是备受歧视的族群，被迫于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

　　初到美国时我的父辈被视为外人，就如我在这里被港人视为外人一样。从一个外地人的视角来看，“佔中”的战略和计划具有先天的缺陷。理由如下：

　　出于通过公民抗命在香港实现政制改革的打算，“佔中”组织者打出了“和平佔中”的正式旗号，显然是想让大家相信他们要效法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我是在甘地领导的公民运动胜利之后出生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爆发时我已经懂事了。我是五十年代初于美国南部出生的，儿时曾目睹诸多 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制度，例如非洲裔美国人（奴隶的后代）出入某些场所不准通过白人专用的门，以及白人的公共饮水器禁止非裔使用等等。十四岁那年，我入读的 白人学校在公众强烈抗议之下改为“不受种族限制”，次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遭白人兇徒刺杀。

　　我对当年亲眼目睹的抗议示威场景和第一位非裔同学来到教室坐下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一九六八年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美国南部多市发生大规模骚乱，造成严重破坏和很多人员伤亡，那种令人恐惧的情景同样歷歷在目。

　　合理的公民抗命与肆意违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目标明确、针锋相对，后者则是盲目发泄、害人害己。美国民权运动中抗议者不分种族，通过互用被种族 歧视法所禁止混用的设施，例如公共饮水器和巴士座位，来表达他们对不公平法律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遵守歧视性法律等于弃善从恶。

　　政客挂羊头卖狗肉

　　法制必须经过公众认同才能生效。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抗议者拒绝遵守要求他们互相歧视的法律，通过故意违犯不平等法律宣示不认同该项恶法。

　　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发生的暴乱与公民抗命的违法决然不同，其间不同种族的民众拳脚相向，私家车不论车主是哪个种族甚或是否美国公民，一概焚之而后快，连教堂、民居和商舖也无一倖免，洗劫之后付诸一炬。

　　没有人会主张废除禁止破坏私有财产的法律；同样没有人会主张取缔禁止蓄意伤害他人的法律；更没有人声称这些法律有违正义。肆意违犯此类法律纯属盲目挑战法治，根本不是公民抗命。公民抗命违犯的法律必须是举世公认的不公正法律，而遵守该法就是对自己良心和操守的戕害。

　　在“佔中”运动的计划中，并不存在理应废除的恶法。没有人为了断人财路而主张废除禁止故意阻碍交通的法律；也没有人主张取缔要求公民服从警察的 法律。“佔中”运动的目的并非反对某项恶法，而是表达对商业利益在现有政制体制下受到偏袒的不满，尤其是比例代表制选举中的功能界别安排体现的不公平。但 是，造成所有中环商家无法正常运营，同见人就打、见车就烧有何不同？“佔中”会伤害无数与本港政制无关者的利益，所有位于中环的商户都无法倖免，包括置身 事外和支持“泛民”整改主张的业者。总之，“佔中”运动没有明确具体的恶法作为目标，名不正则言不顺。

　　当少数人试图用故意违法迫使政府成全他们的诉求时，抗议行动演变成暴乱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以违法行动来迫使政府制定另一项法律，如何说得通呢？你自己以破坏良法来迫使政府制定一项法律，然后要求别人去遵守你这项新法律，这合乎道义吗？

　　“佔中”组织者选择的是非法抗拒中央和特区政府，如此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以绑架中环商业利益胁迫当局满足其“公民提名”要求的做法得不到大多数市民支持。“佔中”不是公民抗命，而是聚众要挟。

其实真正民主、有效的表达自己主张的方式并不少，我会在今后的文章中详细探讨。无论如何，“佔中”组织者若想全身而退，最好及早弃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