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非公民抗命乃聚众要挟

真正的公民抗命是以非暴力方式违反公认的恶法，从而迫使当局废除或修改该恶法以实现正义。聚众要挟则是刻意去破坏原本人人都遵行的良好法律，以求达成某种诉求，结果是颠覆法治祸害天下。我曾经亲眼目睹两者的不同。

　　笔者因自身的背景，对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南部发生的动乱有不同于他人独特感受。我的父系先人在内战时期为统一而战；我母亲的祖辈来自讲法语的加拿大魁北克，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是备受歧视的族群，被迫于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

　　初到美国时我的父辈被视为外人，就如我在这里被港人视为外人一样。从一个外地人的视角来看，“佔中”的战略和计划具有先天的缺陷。理由如下：

　　出于通过公民抗命在香港实现政制改革的打算，“佔中”组织者打出了“和平佔中”的正式旗号，显然是想让大家相信他们要效法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我是在甘地领导的公民运动胜利之后出生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爆发时我已经懂事了。我是五十年代初于美国南部出生的，儿时曾目睹诸多 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制度，例如非洲裔美国人（奴隶的后代）出入某些场所不准通过白人专用的门，以及白人的公共饮水器禁止非裔使用等等。十四岁那年，我入读的 白人学校在公众强烈抗议之下改为“不受种族限制”，次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遭白人兇徒刺杀。

　　我对当年亲眼目睹的抗议示威场景和第一位非裔同学来到教室坐下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一九六八年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美国南部多市发生大规模骚乱，造成严重破坏和很多人员伤亡，那种令人恐惧的情景同样歷歷在目。

　　合理的公民抗命与肆意违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目标明确、针锋相对，后者则是盲目发泄、害人害己。美国民权运动中抗议者不分种族，通过互用被种族 歧视法所禁止混用的设施，例如公共饮水器和巴士座位，来表达他们对不公平法律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遵守歧视性法律等于弃善从恶。

　　政客挂羊头卖狗肉

　　法制必须经过公众认同才能生效。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抗议者拒绝遵守要求他们互相歧视的法律，通过故意违犯不平等法律宣示不认同该项恶法。

　　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发生的暴乱与公民抗命的违法决然不同，其间不同种族的民众拳脚相向，私家车不论车主是哪个种族甚或是否美国公民，一概焚之而后快，连教堂、民居和商舖也无一倖免，洗劫之后付诸一炬。

　　没有人会主张废除禁止破坏私有财产的法律；同样没有人会主张取缔禁止蓄意伤害他人的法律；更没有人声称这些法律有违正义。肆意违犯此类法律纯属盲目挑战法治，根本不是公民抗命。公民抗命违犯的法律必须是举世公认的不公正法律，而遵守该法就是对自己良心和操守的戕害。

　　在“佔中”运动的计划中，并不存在理应废除的恶法。没有人为了断人财路而主张废除禁止故意阻碍交通的法律；也没有人主张取缔要求公民服从警察的 法律。“佔中”运动的目的并非反对某项恶法，而是表达对商业利益在现有政制体制下受到偏袒的不满，尤其是比例代表制选举中的功能界别安排体现的不公平。但 是，造成所有中环商家无法正常运营，同见人就打、见车就烧有何不同？“佔中”会伤害无数与本港政制无关者的利益，所有位于中环的商户都无法倖免，包括置身 事外和支持“泛民”整改主张的业者。总之，“佔中”运动没有明确具体的恶法作为目标，名不正则言不顺。

　　当少数人试图用故意违法迫使政府成全他们的诉求时，抗议行动演变成暴乱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以违法行动来迫使政府制定另一项法律，如何说得通呢？你自己以破坏良法来迫使政府制定一项法律，然后要求别人去遵守你这项新法律，这合乎道义吗？

　　“佔中”组织者选择的是非法抗拒中央和特区政府，如此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以绑架中环商业利益胁迫当局满足其“公民提名”要求的做法得不到大多数市民支持。“佔中”不是公民抗命，而是聚众要挟。

其实真正民主、有效的表达自己主张的方式并不少，我会在今后的文章中详细探讨。无论如何，“佔中”组织者若想全身而退，最好及早弃邪归正。